摘 要：全球产业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生产循环的最本质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中国产业链外迁和国际竞争力减弱的现象明显。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中国产业链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产业链升级拥有的市场规模大、产业链完备以及数字经济新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促进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政策建议。
形成全球价值链是全球分工的必然趋势，是跨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从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供应链早期以欧美为制造中心，二战后逐步发展成为以欧美德日为第一梯队、“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贸易中心。美国、中国、德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三个区域中心。全球价值链在历经近30年的发展后，在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多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更凸显了现代供应链脆弱的一面。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中的某些产业带来了“断链”冲击，动摇了单纯从成本角度考虑构建的集中度较高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各国、各企业从安全、平稳、多元化等多个维度的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当前，全球生产布局重构加速，实现中国产业链升级，既是全球生产布局重构的被动需求，也是保障新发展格局得以高质量实现的主动应对。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科学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发展是重中之重。鉴于此，本文系统总结梳理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如何以价值链优势稳定和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升级。产业链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链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活动，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1962）（Alfred Marshall）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了企业间分工的重要作用，这应该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来源。尽管产业链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并没有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层次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张伟和吴文元，2011），而是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产业链的表现形式上（邵昶和李健，2007；程宏伟等，2008）。总的来看，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定义具有两个本质特点：一是生产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分工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质。产业链的思想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指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Baldwin（2013）认为产品的生产分工经历了两次极为关键的“分拆”（Unbundling），即蒸汽革命带来动力革命的第一次大分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进步带来信息革命的第二次大分工。每一次“分拆”都使产品生产的地理区域进一步扩散。二是生产循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是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产业链、价值链或供应链都体现着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同时也是整体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当这种生产循环仅局限于一国（地区）时，就形成国内价值链，构成国内大循环主要部分；当延展到国际分工时，就形成了国际价值链，成为国际大循环的核心部分。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方面的具体体现就是全球价值链。但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等定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物质与价值的区分。供应链所传递的是产品与服务，是对物质供需和流通的考察；供应链管理追求链运作成本低、运行效率高以及有效对接供求；价值链所传递的则是寄托于产品或服务之内的价值，是对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的考察。二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分。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原材料、技术、中间产品和服务相互交换的供需关系。供应链的连接是产业链生产的基础，产业链是多种供应链的综合体。供应链更侧重微观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而产业链和价值链相对宏观，政府管理部门更多地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视角管理和决策。同时，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基础，是价值实现和增值的载体。价值链是从产业链各环节所实现的价值增值角度进行考察，反映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情况。一旦企业供应链在全球布局，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进而就出现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近30年来，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制度和政治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在全球布局，生产过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各自从事生产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通过进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间品进行全球生产，导致了全球乃至一国之内的大量中间品贸易。据统计，全球贸易中近2/3属于中间品贸易。具体案例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如Xing和Detert（2010）对iPhone价值链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发现：100美元的iPhone，中国提供中间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3.60美元（3.60%），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俘获。从高技术产品的波音飞机、汽车、iPod（Linden et al.，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1996）、新兴的平衡跑鞋等产品，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随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方法日益完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在贸易领域的推广，现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和热点，国际贸易将近1/3的最新论文都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甚至有学者称全球价值链贸易理论为“新新新贸易理论”(Inomata，2017)。甚至有专家认为，即使全球价值链不是国际贸易的同名词，那也是国际贸易的典型代表（Park et al.，2013）。全球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和方法（全球价值链核算）的产生，同时也要求新的发展战略布局与之相适应。首先，全球产业链是双循环在供给侧的集中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主要体现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的循环和运转。全球价值链是由在全球范围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包含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的运转和循环。其次，全球价值链管理理念是双循环新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做到对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一体把握、协同推进。而全球价值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全球价值链管理战略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合作、协调、共享。整个供应链管理系统包括制造商、供应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一起进行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加工、运输、分销以及销售的管理过程，整个管理过程中环环相扣，中间缺少了任何一个步骤都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停滞状态，因此全球价值链管理需要整合、合作和协调，最终实现利益共享，这些理念正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最后，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摆脱低端锁定和增强产业竞争力，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已经成长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包含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尽管有大幅度的升级，但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正因为中国产业链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所以更易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产业链安全问题严重。中兴事件、华为被制裁等都充分说明了关键“卡脖子”环节一味依赖国外是不可行的。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需求拉动的自主创新，从而攻克关键技术，实现中国产业向价值高端环节攀升。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一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调整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转变的政治因素，市场、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因素，以及产业链的安全顾虑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生产跨境分工是否能持续和深化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国际秩序转变，还是数字经济，亦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在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一的情景下，跨境生产仍会使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国际秩序的转变无法动摇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其影响的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产品内分工的基础来自技术进步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即技术进步是否能够支撑其生产在地理上的分离，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好处。自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以来，生产的跨境碎片化从不因国际秩序的转变而发生逆转。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以美国主导，加拿大和墨西哥深度参与的北美区域生产格局就已出现。随着ICT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冷战结束后由美国霸权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东亚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而这只是产品内分工的区域扩散。因此，国际秩序的转变，所改变的仅仅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而不是产品内跨境分工的事实。产品内分工的体系是指分工的参与者是谁、参与者承担的环节，以及地理区位等问题。分工体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技术革命会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分工，降低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和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以数字经济为例分析技术革命对产品内生产跨境分工的影响，数字经济进一步降低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数字经济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是新供给创造出来的新需求，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后者则侧重于改变生产组织的形式，可能影响生产全球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就生产组织而言，数字化平台因提供了充分的需求和供给信息，将传统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以产品为中心（江小涓，2020）。数字化生产之于全球生产而言，其可能使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突破企业的边界，使产品内分工更为细化，但是其本质是进一步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与稍早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相似，仅是程度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影响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在产品生产中发挥作用，而这两个因素是产品内分工跨境的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其实质和特征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减少污染排放、改变生活方式、灵活易变。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第四次革命要实现的，但其作用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对产品内生产分工跨境的影响相类似。韩国、新加坡、德国、日本、丹麦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生产效率提高导致人力成本很低，但是其仍然充分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之中。在理解产品内分工跨境的现象不会改变之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所涉及的问题就变成生产环节的跨境布局问题或者区位选择问题。生产环节的区位选择受外生因素的影响，国际秩序、市场是传统的影响因素，而疫情带来的产业链安全问题是新的影响因素。国际秩序的转变塑造全球产业链的区域格局。中美大国竞争格局对全球产业链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2018年3月23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301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械等行业的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投资，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此外，美国还悍然发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打击。中兴事件让人印象深刻，2016年3月和2018年4月，美国两次发布禁令，禁止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向中兴供应元器件、软件、设备等技术产品，打击的不仅是中兴通讯，而是整个中国通信产业链。在此之后，美国也对华为进行打击，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全球供应商的向华为供货，这使麒麟5纳米芯片生产完全停止。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游说各国不使用华为通信产品，许多国家遵从美国而禁用华为，这是明显的站队行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打击，在迫使中国自主创新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链上寻求替代供应商。安全考量将使产业链周边化和多元化。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生产秩序和阻碍了进口，这是产业链中断的客观背景。一些国家为了使产业链能够完整运转，其产品不再完全依赖跨境生产。如日本在疫情期间汽车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基于安全考虑，日本政府计划将企业回迁日本，欲形成“自主可控”的价值链。另外，当疫情在全球暴发之时，中国的卫生医疗产品供给全球，美国认为卫生医疗产业链受制于人危害国家安全，决心在未来将医疗产业链搬回美国，维护产业链安全，以期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但是从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迁回本国而获得自主可控的道路似乎不太可行。福岛核事故引发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供应链危机后，供应链安全顾虑并未导致欧美高科技企业大面积将供应链多元化，日本仍旧是全球高技术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基地，在对效率与安全的权衡中，效率占据上风。周边化和多元化是兼顾效率与安全的折中办法。将产业链完全迁回本国几乎不可行，对于大国来说，其工业体系比较完备，如中国、美国，有形成“自主可控”产业链所需的工业门类基础，但是这将违背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产品内分工之所以能在全球铺开，其依靠的正是不同国家在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对于小国来说，一方面，因其工业体系不健全，少有国家具有形成完备产业链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是凭借出口导向发展策略，发挥要素成本优势才得以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获得经济发展。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对“成本强加”与产业链自主的权衡。并且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所需成本更加高昂，牺牲经济发展为全力应对罕见的供应链危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大国在关键行业寻求区域化、多元化，小国继续参与大国主导的产业链体系。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工业门类齐全的新比较优势使东亚产业链更为紧密，疫情使全球产业链加速向东亚转移。市场是产业链聚集的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心，一方面，东亚各国的市场在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实力增强，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需求停滞，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需求进一步下降，供应链向新兴市场聚集。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2019年东亚主要国家对中日韩出口均高于对美国的出口，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对中日韩的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308、0.305、0.242和0.239，而对美国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232、0.106、0.097和0.127；主要国家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中，日本和泰国对中美的出口基本相当，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出口要明显高于对美国的出口，越南对中国的出口明显低于对美国的出口。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外部市场在东亚，并且主要在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已经由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因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全产业门类的工业体系配套完整的新比较优势。东亚在疫情期间，疫情控制良好，在世界三大生产网络中率先复苏，结合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制造能力，东亚区域价值链的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东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良好运转也将吸引区域外的投资流入，从而壮大东亚区域价值链，使产业链向区域外延伸，东亚制造供应全球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全球产业链加快向东亚转移。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周边化和多元化是国际秩序、市场规模、安全与效率等多方面权衡的结果。在产业链的区位转移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东亚区域加速转移是可预见的。
表1 2019年东亚主要国家对中国、美国和中日韩的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迈向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使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数字化和信息化是制造业及其产业链条智能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的数据，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生产总值达到32.6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3.70%，其中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24.40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5.4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美之间的数字经济规模差距从2018年的7.61万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8.20万亿。尽管差距扩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新动能。数字化平台可以将全球各地的参与者聚集起来，提高跨境搜寻和协调的效率，并能让小企业参与进来，电子商务市场通过汇集大量的选择，使得定价和比较更加透明，实现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全球业务的成本和风险都在转移，知识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加大了培养数字能力和劳动力技能的风险，生产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价值，并使基于靠近客户的地理位置决策成为可能。企业可以从生产和物流方面的新技术中获得显著的效率，但他们需要跨境供应商网络进行端到端集成，以实现全部潜力。因此，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根据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8）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超过一半的比例、跨境货物贸易中有12%以上的比例都已实现数字化；该组织同时预测，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下，2016~2030年全球贸易每年将额外增加2个百分点（杨耀武等，2020）。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大致经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胡安俊，2020）：1、1949~1964年：156项项目阶段。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展了“156项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从区域布局来看，“156项项目”分布于17个省，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2.73%、24.84%、28.10%和44.33%，投资重点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2、1965~1978年：三线建设阶段。为了国防战备，中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份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三线地区新增固定资产1145亿元，占到全国的33.58%，西部地区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区域，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80.56%。3、1978~1998年：东部率先改革开放。在此阶段东部GDP占全国的份额从43.56%提高到52.67%，产业向东部集聚。4、1999~2008年：区域协调发展。为了缩小区域间差距，中国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先后推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5、2008年以后：产业向海外转移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产能过剩、企业运营成本快速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意愿不断提高。“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均推动中国产业的向外转移。在整体层面，贸易依存度可用于评价中国产业链对外部需求和供给的依赖，从而大致表明外循环在中国产业链中的地位现状。此处的贸易依存度用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来定义，可以进一步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总体上，2000~2019年，中国产业链的外循环地位大致经历了先迅速上升，随后波动下降的趋势。具体地，2001~2006年，中国加入WTO后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48%）；2007~2009年，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下降速度较快；2010~2019年，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贸易依存度有短暂的上升，之后稳步下降，2019年依存度为35.68%，并且2019年外循环地位已经不及2000年。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也表现出与贸易依存度相类似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产业链已经转变为由内循环主导（见图1）。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2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图2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省份第二产业占比均出现明显的下降，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各省都将上升，各省普遍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2020年在同一区域内各省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较高。从图3可以看到，华北地区中，除北京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第二产业占比较为接近；华东地区中，除上海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的第二产业比重接近；中部地区中，河南、湖北、湖南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相当。
中国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东部各省的占比在增加，产业有向中部和西南转移的微弱趋势。从图4可以看到，江苏和广东的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分别达到了11.54%、11.34%，东部的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西南的四川占比也相对较高。从1998~2020年各省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来看（见图5），华北的北京、河北、天津、山西，以及东北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东部的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西北的陕西上升趋势较为明显。
制造业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约有80%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都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进步表现最充分的领域，具有显著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是最能体现产业链分工的行业。以制造业来分析中国产业链发展现状更具代表性。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图6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从2010年稳步提升，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为13.00万亿元，到2019年增加至的28.10亿万元，实现绝对数量上的翻一番；但是在GDP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峰值31.90%降至2019年28.4%，基本维持在28.00%以上。另外从制造业增加值总量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遥遥领先。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00%，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为17.00%。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中国在钢铁、铜、水泥、化纤、造船、汽车等领域有数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些产业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领域自给率严重不足。
再从制造业就业比重来看，2013年起我国制造业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下降，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缩减，近年来缩减情况更加明显。到2019年，制造业单位城镇就业人口将近3832万人，较2018年制造业人数下降了8.92%，制造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5908万人，较201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增长2.28%。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客观性。伴随产业深度分工与演化，服务型制造业不断壮大，因此，传统意义统计口径下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会出现结构性下降，但在我国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陷阱。虽然我国产业不断向中高端升级，但是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初期中国制造业以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为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同时往往会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4.56%，而美、日、德、英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均在45%以上。在制造业内部，以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纺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类产业为例，它们的附加值率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2017年中国纺织业的附加值率为22.41%，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多在30.00%以上，甚至超过40.00%；中国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附加值率仅为19.36%，略大于墨西哥（17.18%），而美国的附加值率高达49.56%。由于产品附加价值相对低，中国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利益。以麦肯锡对iPad和iPhone的价值构成分析为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为31%，分销和零售成本占比为15.00%。其中，对于一台iPad，苹果公司获取的利润占比为30.00%，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却只占2.00%；而对于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的利润占比为 58.5%，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占比仅为1.8%。3、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巨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技术、低成本要素供给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后发赶超的“快车道”式发展，但是也带来产业基础能力积累不够的弊端。这造成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易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水平低，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严重，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计量、标准、认证、信息服务等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等产业的核心基础主要依赖国外。2018年，《科技日报》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的系列报道中，列举了35项“卡脖子”技术，以及中国的差距。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高端传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中国制造”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依然存在亟须攻破的技术难关。工业信息化部对中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表明，32.00%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00%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大部分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00%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部分存储芯片依赖从外国进口。由于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在许多方面调整政策以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并不断加大开放力度、缩减“负面清单”，提供优化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秀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以及研发部，使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0年又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到2019年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39019.60亿美元，约占中国GDP总额的27.20%。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方，也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
在嵌入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我国经过多年的自主发展，形成了最长、最大、相对最完整的产业链。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23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巨大韧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仍能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近年来，虽然我国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逐步丧失，如低劳动力成本、人口红利等，但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从生产投入要素看，基于初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劳动力要素形成的成本优势，逐步向以数字等高级生产要素组成的技术优势转变。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0%的年均增速不仅比全球增速高出近6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目前，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位列世界第二。通过数据生产要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信息化支撑与改造，打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无疑会成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力量。从技术创新看，正由基于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转移的外源式创新，向基于大国经济的内源式创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引进吸收、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创新体系。但跨国公司往往会将关键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向东道国转移的技术往往是较为成熟的技术，从而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当前，这种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基本上已经被收割完毕。与此同时，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市场空间大、层次多、需求多元化等特征，能够给予企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创新方式将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创新为代表的内源式创新。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良好的消费环境、巨大的消费潜力、超强的品牌意识等新的良好的发展机遇正在催生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和主力军。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比较优势，是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社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础，也是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保障。基于明显改善的产业服务和配套环境，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的方式促进了制造业的高端化与柔性化发展。如远程医疗服务需要有低时延的5G网络设备和AR设备与之配套；文化娱乐服务业的数字化生产和消费，同样也需要许多新型制造业产品与之配套。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受阻，这是疫情带来的明显短期冲击。中国需要做的是稳定全球产业链，确保产业链的安全与畅通。中美竞争态势因疫情冲击而显化，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发展是未来长期的态势，需早做谋划。
（一）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是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基础条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的供给侧水平与国际消费市场相比较低，国内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仍然滞后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从供给侧角度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增加国内中高端和新兴消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大力引进国外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倪红福和冀承，2020）。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具备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基础。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在强化国内循环的同时，注重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的依赖。这就更加要求提高我国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黄群慧，2020）”。（二）抢抓疫情防控窗口期，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防止产业链外迁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速催化全球价值链重构。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取得较好成就，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权提供了机会窗口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迁移的进程。近年来，受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国外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外迁趋势。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使得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将防疫物资、医药产品、关键原材料等重要和战略产业回流，推动关键产品的生产本土化。但是，由于中国疫情控制较好而国外疫情肆虐，使得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的障碍增多，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进程。为稳定和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提供了难得窗口期。我们应该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恢复的机遇，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防止制造业外迁。抓住疫情导致发展国家“供给真空”窗口期，巩固传统产品出口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外订单转移。
疫情期间强大稳定的供应能力和韧性成为保障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和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的重要原因。顺应这一趋势，加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工业集聚区，把中西部原材料、土地、能源等要素和东部资本、技术等优势有机结合，在国内形成梯队合理、联系紧密、协同高效的分工协作体系。在稳固国内产业链的同时，促进产业回流国内。优化产业布局，建设高质量的现代产业集群。坚持稳住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防止制造业外迁，尤其要牢牢抓住嵌入全球供应链中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环节。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立产业核心区，吸引市场头部企业向产业核心区聚集，建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总部基地。二是通过补链、固链和强链，围绕龙头企业供应链商招引资，以商招商，共同打造产业生态圈，培育一批在细分产品市场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的“隐形冠军”“单打冠军”。三是围绕现代产业集群，通过并购重组以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降低集群内企业之间分工协作的交易成本，提升产业集群内部联盟企业与集群外部上下游企业的谈判议价能力。
（三）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价值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世界产品的价值链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为核心，边缘国家主动嵌入核心价值链，并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价值链。疫情可能会加速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我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将降低。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疫情后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我国要把握经济率先恢复的窗口期，积极推动与全球产业链更加紧密的合作，加快提升我国在未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中的协调、控制和主导能力。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等周边区域和重要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增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中国+X”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国产化和多元化。实施国家供应链战略及供应链国产化替代行动计划，协同国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链体系。对于进口依赖程度高的高附加值商品，要加紧技术、产品升级步伐，促进替代过程的实现。对于不可替代的高依赖度产品，积极在国际市场寻求新的供应渠道，实施供应链多元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争取更多时间。强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建设“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一方面，在东亚建设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东亚国家凭借出口导向型政策，在全球化迅速扩张的时代，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国市场规模优势明显，未来中国可以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便利化规则，主动扩大在东亚的投资，加强中国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网络。另一方面，积极建设“一带一路”，从而建立与欧洲国家的产业联系，尽可能降低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脱钩的负面效应。（四）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出现问题的症结，有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性方向、结构性症结，这是不能改变的；有的是需要国家和地方自身来克服的，如长期存在产业配套问题、营商环境的改善问题、人才等创新要素不足等；有的是由体制机制性症结和国际环境所致，国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一是为中西部地区政策打造新势能。实行土地“占补平衡”新机制，允许土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进行跨省占补平衡和省内城市间的占补平衡。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要求等产业转移的信贷投放力度，在准备金政策、再贷款政策等方面向主要的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省份倾斜；地方税率设定上对中西部地区给予优惠；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出口创汇型项目在税收上给予减免等优惠政策。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建立若干新型经济特区。改变过去一省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区的平衡做法，选择在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较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一批新型经济特区。在特区实施综合性改革和政策措施，比照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做法，允许特区有更大的“试错空间”，在政策激励、税收优惠、海关等方面比其他地方更加优惠，鼓励特区加快人口、科技等集聚，提高产业承载能力。三是建立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成立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负责承接产业转移的机制、政策、重大产业布局、发展评估督导等重大事项工作。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规划，明确各区域产业转移承接重点，避免各省间的无序竞争和产生新的重复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一批能带动全局、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重大产业项目，带动中西部产业集群发展。成立产业转移专项基金，资助地方政府或者企业进行产业搬迁，激励产业搬迁。建立中西部省份与东部地区对接机制，加强东部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接，建立东部沿海“万亿俱乐部”城市和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产业结对，鼓励“强帮弱，大帮小”。在基础设施上实现无缝对接，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建立产业转移督导评估机制，及时调整不恰当的政策措施。
